刘锡山教授
游目帖
王羲之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代大家，其成就既是对其身前三千年的书法艺术的继承，又是对其身后近两千年书法艺术的奠基，把握了王羲之，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中国的书法艺术。9月6日，本报与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主办的“大众讲坛”邀请来山东省美术馆原副馆长、著名书法家刘锡山教授，作了题为《书圣王羲之》的报告。我们摘编整理了讲座的部分内容，以期与读者一起感受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。
——编者
王羲之(303-361)字逸少，是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人。约于东晋明帝太宁三年(325)，他按当时贵族子弟出仕的惯例，开始仕宦生涯，先是秘书郎起家，后来任征西参军、江州刺史、会稽内史等职。官职不高，政绩不殊，也没有兴趣，所以永和十一年(355)辞官，开始悠游山水。因为王羲之像当时的大多数贵族一样，长期服食药石散，最后是中毒而死。王羲之的人生成就，是他写的字，即后人称谓的书法。
以才、情、性、貌为审美评判标准的魏晋风度，促生了飘逸玄远和绮丽繁华的艺术追求，顾恺之等是绘画领域的代表，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
王羲之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。人称“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。因此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”。在这一时期，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，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，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个性的同时，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。文学、绘画、书法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、敢于创新的文学家，冲破传统的樊篱，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，开拓出新境界。以才、情、性、貌为审美评判标准的魏晋风度，促生了飘逸玄远和绮丽繁华的艺术追求，顾恺之等是绘画领域的代表，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。
王羲之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，在精研张芝、钟繇书体的基础上，大胆改革，变古制今，末年更妙，成为东晋末年书坛的旗手。他的儿子王献之早熟，趁势而起，风流倜傥，恃才傲物，书风较羲之更加妍媚，可惜英年早逝。由于羊欣、薄绍之等人的鼓荡和弘扬，在东晋末年和南朝宋，大约一百四十年间，王献之的书风笼罩书坛，形成了世人但知“小王”而不复知“大王”的局面。
到南朝梁时，情况有了突变，关键人物是梁武帝萧衍。这位皇帝善书善鉴。他认为献之不如羲之质朴。他广泛收辑王羲之的书法，曾下令殷铁石，用集王羲之字的方法，推行周兴嗣奉旨新制的《千字文》，作为识字习字蒙书。又令人钩摹王书赐给大臣和子弟学习。从而普及了王羲之书法。他说：“王羲之书字势雄强，如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，故历代宝之，永以为训。”这样，王羲之的书法成了半个中国——南朝的时调。
推崇王书最烈，将王羲之推上“书圣”地位的，是唐太宗。唐太宗文武兼备，对王羲之书法心慕手追。由他编纂的《晋书》专为王羲之立传，并亲作赞词，赞词中历数各家之短，独颂王羲之。
遵照唐太宗的“书定一尊”的旨意，鉴赏家李嗣真对前代书家进行了总结，将钟、张、羲、献四人的书法称为“神合契匠，冥运天矩”的“旷代绝作”。尤其推崇王羲之是“书之圣”、“草之圣”、“飞白之仙”。至此，王羲之在历史上首获了“书圣”之誉。他的光环进一步在全中国辉耀。
到了宋代，北宋太宗赵光义出内府法书，命人编《淳化阁帖》，全书十卷，“二王”书法占了五卷。从此朝野倾动，刻帖成风，直贯元、明、清各代，形成“天下无处非王书”的盛况。
毛泽东曾说过“帝王一代帝王，圣贤百代帝王”。书圣王羲之经历一千七百多年，彪炳书史，可称“千古一帝”
从皇帝亲王到达官显贵，从高人逸士到平民百姓，从硕儒文豪到佛徒道士，从华夏大地到亚裔邻国，到处都可看到王羲之深刻而巨大的影响。
要问王羲之一生中写过多少书作？谁也无法回答。因为，大量的作品在1600年间的朝代更迭、战乱兵燹中散失销毁，也有不少优秀作品被崇拜者作为殉葬品埋入地下。
后代的人们，只能在前人著录、整辑、考证的基础上，将那些流传有绪的钩摹本、刻帖，作为研究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根据。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种：
《丧乱帖》《丧乱帖》八行、《二谢帖》五行、《得示帖》四行共一纸，日本人有总称为《丧乱帖》者。日本学者内藤乾吉称：此帖用纸类似白麻纸，纵向有条纹，系用双钩填墨法所摹。在第一行末“之极”右侧，有“僧权”二字，左半部分押署。“僧权”即南朝梁的鉴赏家徐僧权。《二谢帖》的第二行末“再行”右侧，有一“珍”小字押署。“珍”即南朝梁的鉴赏家姚怀珍。此帖右端纸缝处，钤有“延历敕定”朱文御玺三处，钤印的形式与在日本的《孔侍中帖》相同，中间一玺正中，上下二玺右斜，显示曾为日本桓武天皇(737-806)内府所藏。“延历敕定”是桓武天皇的年号，其元年为公元781年。日本学者考订《丧乱帖》和《孔侍中帖》是《东大寺献物账》中著录的。此《献物账》是日本圣武天皇(701-756)卒后，皇后将其遗物供佛的账目。圣武卒于公元756年，那么，这两帖传到日本时至少在756年以前，摹拓自更在前，估计可能在唐武则天大周朝左右。
此帖在日本流传了1300多年，视为国宝。1934年后，此贴的墨迹照片才传回中国，令国人大吃一惊：原来王书如此雄强，正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鉴赏家孙过庭所说“情深调合”的书作。《姨母帖》为唐摹《万岁通天帖》中的第一帖。武则天大周万岁通天二年四月，凤阁侍郎石泉王公方庆(即晋丞相王导十世孙)，应大周金轮皇帝武则天之命，进献累代祖父书迹。“后不欲夺志，遂尽模写留内，其本加宝饰锦缋，归还王氏”。真迹退还给王方庆后，不见流传。而经过1300多年流传下来的是现存七人十帖摹本一卷。开卷即王羲之的《姨母帖》和《初月帖》。
唐摹王羲之帖，不论是现存的或已佚的，能够确证为唐代所摹的已然不易得。如可证在唐代谁原藏、谁摹拓、何年何月，一一可考的，除了这《姨母帖》、《初月帖》等帖一卷外，恐怕是绝无仅有了。
《万岁通天帖》虽有本有源、有根有据，但在流传过程中，却一直受到轻视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确实是摹本。清代的乾隆皇帝好书画而不善鉴赏，视该帖为一般摹本，不列入《三希堂》，放在一旁，失火时，又差一点被烧掉。现在帖上仍有被烟熏的痕迹。民国期间，末代皇帝溥仪，从故宫盗走一大批珍宝字画，运至伪满沈阳，日本投降时这批宝物遭抢。一小部分被当时吉林省主席郑洞国购得。1954年郑洞国捐献给沈阳博物馆，《万岁通天帖》正在其中。
《游目帖》又称《蜀都帖》、《彼土帖》、《山川诸奇帖》，曾收录于《十七帖》、《淳化阁帖》。宋、明两朝在民间流传，清乾隆十二年入内府，录入《石渠宝笈》，并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。咸丰、同治年间赐予恭亲王，后流入日本广岛，为安达万藏所藏。1945年毁于美军对广岛的原子弹轰炸。
去年(2007年)由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二玄社合作，以1934年按照原大珂罗版的黑白印刷品和相关资料，采用新科技，成功地再现了《游目帖》的原貌。这是可喜可贺的书坛佳话。
1958年以后，在南京、镇江等地出土了五块墓志，在沉寂的书法界引起了震荡。其中，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尤为引人注目。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《兰亭》论辩
大家注意到，我在介绍王羲之书法作品时没有提到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。这是因为在一千多年来，围绕着这一书迹，主真者和主伪者聚讼不断。
1958年以后，在南京、镇江等地出土了不少墓志。其中，有五块墓志，属东晋明帝太宁元年(323)至穆帝升平元年(358)的时间段，正当王羲之的壮年和暮年。这些墓志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、史学界的广泛注意，并在沉寂的书法界也引起了震荡，特别是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的出土引发了一场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《兰亭》论辩。
挑起这个论辩的是赫赫有名的学界领袖郭沫若。
1965年5月22日，由郭沫若署名的《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》一文，先后在《文物》和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。郭文所说的“王、谢”即王兴之和谢鲲。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，是王羲之的叔兄弟。谢鲲是风流宰相谢安的伯父，是王羲之叔父王廙、王彬的同龄人。他们的墓志字迹均为刀凿的隶书体，与王羲之书写的《兰亭序》完全不一样。因此，郭沫若认为《兰亭序》的可靠性问题“便不能不重新提出来”。经过一番考证，郭断言《兰亭序》是依托的，“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，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”。从而进一步认定，现存王羲之的草书，是否都是王羲之的书迹，还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。郭沫若说：“我乐于肯定：《兰亭序》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。”智永是王氏一门的七世孙，为陈代永欣寺大和尚。
关于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问题，唐宋以来即有异议，到了清代，学者阮元、李文田和包世臣等明确地提出来了。但都缺乏佐证。现在有“王、谢”墓志佐证了，郭认为“李文田的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。我很相信，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，将来很可能有王羲之真迹出土，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地实现”。
郭沫若的“依托说”，不仅直接指向了《兰亭序》的不真，而且还意味着凡属唐摹宋刻王羲之的书迹皆为伪，由此对汉魏两晋六百年的书史提出了异议，六朝到隋唐以下的书史、书评也受到了冲击。
郭沫若的文章事关重大，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。但由于当时正在进行“四清”运动，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，又鉴于郭在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地位，一时学界失语。
但仍有人大胆提出驳议，南京市文史馆员高二适写了《兰亭序的真伪驳议》，经毛泽东主席批准而发表。高二适引证有关文献资料和法帖书迹，从郭沫若到李文田、包世臣，一一驳议，认为《兰亭序》文章真，书法亦真，经过唐太宗的玄鉴和专家的鉴定，是流传有绪、千年共仰的冠绝古今的书法真迹，这是“不可更易的铁案”。
文字整理杨晓珍